圣赫罗尼莫的居民最初相信，潮汐公司是来替他们修好雨季的。
那时候，雨水常常迟到。播种之后，农民坐在田边等云，等来的却是城里的税吏。公司带着十七只木箱和一幅海岸图来到镇上，宣布只要挖通一条运河，船就能把雨季从别处运来。
地图上的河是蓝色的，田野是绿色的，所有尚未发生的事情都是金色的。
开工的第一年，人手确实不够。测量员搬石头，厨娘登记船只，守夜人白天也不睡觉。后来成为董事的那些人，当时也在河里。他们挽着裤脚，肩上晒脱了皮，吃饭时把碗搁在同一条木凳上。
董事长那时还不叫董事长。
他负责搬运木料，右手虎口有一道被缆绳勒出来的伤疤。埃斯特班记得，有一次半夜涨水，他背着一个发烧的石匠走了两里泥路，把人送到医生家，回来时丢了一只鞋。
那只鞋后来一直没找到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家都拿它开玩笑。他也笑，说等河挖通了，要先派一条船去下游找鞋。
那时候，工地上的笑声比锤子声传得还远。
老石匠安塞尔莫会在搬石头时唱歌。他唱得不好，总在同一个地方忘词，大家便替他编出各不相同的结尾。有时争到饭桌上，还没有争完，厨娘只好拿汤勺敲锅，叫他们先把饭吃了。
谁做错了事情，旁边的人会伸手帮忙，再取笑他半天。第二天，那个人若带来一袋橘子，大家便又替他辩护，说昨天那件事原本就不好做。
当时没有人写工作报告。
谁做了多少事，从晚饭时的模样就能看出来。搬石头的人端碗时手抖，测量员的脖子晒得通红，木匠袖口里积着刨花。发工钱的那天，账房若算漏了一笔，桌边总有人记得：那天夜里是谁留下来扶住了闸板，谁替受伤的人做完了活。
账本上也有与工钱无关的字。
一个人的名字旁写着“妻子下月生产”，另一个写着“母亲病了，准他早走”。有一页被汤浸透，数字糊了，几个人凑在一起，凭记忆把钱分了出去。
没有人因此少拿。
公司在广场立起钟楼的时候，大家都去帮过忙。
埃斯特班替钟楼做了第一扇门。后来成为董事长的人亲手扶住门框，等他把铰链装好，又替他捡起掉进泥里的钉子。
钟楼落成以后，每个人下工时，都要把当天工作过的时辰记在木牌上。经理答应，等第一艘船驶进港口，这些时辰就会兑换成土地、银币，或者孩子去省城读书的费用。
人们因此愿意多留一会儿。
埃斯特班的母亲每天替他留着晚饭，起初放在炉边，后来放在锅里，再后来，她学会把一顿晚饭热得仿佛从来没有凉过。
等到运河两岸站满了工人，木牌已经不够用了，公司便进口了一部黄铜机器。它可以把每个人的时间压成薄片，像鱼鳞一样收进抽屉。
做完一天的活，工人必须伸进左手，让机器取走几枚时辰。有的人干得快，下午就修好了闸门，可机器不认识闸门，只认识黄昏。他们只好坐在修好的闸门旁边，等到天黑。
最初，仍有人替他们解释。
后来，知道怎样解释的人搬进了钟楼，解释便越来越少。
再后来，没有人提前修好什么东西。
钟楼起初只有两层。
在二楼办公的人推开窗，就能认出河岸上的工人。有时他们还会朝下面喊，提醒谁家的孩子正在广场上等父亲。
公司壮大以后，钟楼加盖了三次。
每添一层，办公室都要重新搬迁。桌子变大了，窗子也变大了，可窗外的人却越来越小。到最后一层落成时，河岸上只剩下一些缓慢移动的点，搬运石头与坐着休息，从那里看几乎没有分别。
董事们不能再凭窗外的景象了解工程，便开始让人把事情写下来。
书记员巴尔塔萨因此有了自己的桌子。
他来的时候，运河已经挖了很长一段。他没有见过大家站在泥里吃饭的日子，却很擅长把那些日子讲给董事们听。
董事长说到丢鞋的故事，他总比旁人多笑一会儿。董事长皱眉，他便立即合上笔记，像是早已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妥，只等对方说出来。
他每天替各部门整理报告，把沾着泥的纸换成干净的纸，把争执不下的说法改成整齐的句子，再送到楼上。董事们读完以后，都觉得事情比过去清楚多了。
安塞尔莫不喜欢写报告。
他负责的河堤很少出问题。石头送来，他用锤子轻敲，就知道哪一块里面有裂缝；夜里醒来，听见水声有了变化，便能摸黑找到渗漏的位置。
巴尔塔萨劝他把这些事情写下来，尤其要写清楚，自己如何领会了董事们的意图。
安塞尔莫说，那块石头有没有裂缝，跟董事们怎么想没有关系。
这句话后来被原样写进了报告。
雨季前，公司调整工头。巴尔塔萨接替了安塞尔莫，理由是工程扩大以后，需要一个更懂得沟通的人。
安塞尔莫被安排留在他身边，协助处理具体问题。
此后，安塞尔莫照旧半夜去听水声，巴尔塔萨则在清晨上楼汇报，说明自己如何保证了河堤一夜平安。
月底，巴尔塔萨领到了一只银怀表。
安塞尔莫因为几次夜间工作没有提前申请，少算了工时。
董事们的办公室最终安置在钟楼顶层。
那里有十二把椅子，一张长桌，和一只永远指向明天的晴雨表。每逢河堤出现裂缝，工头们就带着图纸上楼，请董事决定是停工修补，还是继续放水。
董事们总能把话说得十分周全。
“河水的问题，必须放到整个流域里理解。”
“我们既不能忽视裂缝，也不能被裂缝限制眼光。”
“关键还是下面的人，要有把事情办成的决心。”
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有时会摊开双手。掌心还能看见年轻时留下的旧茧，只是颜色已经很淡。
秘书把这些话记在羊皮纸上，送到楼下。工头们发现，羊皮纸很适合塞进漏水的石缝，于是照办了。
第一次决堤以后，公司撤换了负责塞纸的人。
第二次决堤以后，公司撤换了负责检查塞纸的人。
第三次，河水已经冲进学校，董事们终于宣布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。他们把负责塞纸的职位改名为水道完整性专员，并要求新来的年轻人每天提交两份报告。
河堤还是原来的河堤。
年轻人却有了三枚不同颜色的印章。
也是在那一年，钟楼后面建起了一座冬园。
修建冬园的钱，是从尚未完工的防洪堤里省下来的。账房把这笔开支记作“改善流域气候”，因为董事们认为，只有先让负责思考的人感到温暖，河岸上的人才能最终免受寒冷。
冬园没有可以打开的窗，却一年四季盛开着兰花。地板下铺着热水管，夜里，广场上的流浪狗都会贴着它的外墙睡觉。
董事们在里面抽一种从远方运来的甜烟。烟经过盛水的玻璃器皿，发出像婴儿熟睡时的呼吸。他们还玩一种只有图画、没有数字的纸牌，输赢由坐在上首的人解释。
镇上没有人见过他们输。
送冰的男孩说，冬园里的夜晚可以折起来，叠在壁橱里，等第二天傍晚再取出来。因此，不管外面过了多少年，董事们始终保留着庆祝公司开张时的精神和胃口。
冬园里挂着一张旧照片。
照片上的人站在没膝的泥水中，胳膊搭着胳膊，每个人都笑得眯起眼睛。董事长时常指给客人看，说公司从来都是一个大家庭。
照片里有一个瘦小的搬运工，站在他身旁，半边肩膀被他挡住。后来那个人伤了腰，申请调去看仓库。申请送到顶层时，已经变成表格里一笔需要削减的开支。
董事长在表格上签了字。
他没有认出那个名字。照片的背面倒是写着，只是镜框已经钉在墙上很多年了。
埃斯特班偶尔被叫去修椅子。他发现，那些椅子的腿从来不沾泥，椅背却一年比一年高。
他替最高的一把换过横撑。原先的横撑，是从学校的长凳上拆下来的。
真正使埃斯特班出名的，是一扇没有坏的闸门。
他花了三个月改好轴承，此后那扇闸门只需一个孩子便能转动。水流平稳，齿轮安静，守闸的人终于可以在中午回家吃饭。
月底，公司扣了他的工钱。
黄铜机器显示，他在闸门旁停留的时辰比别人少了许多。
他把旧轴承和新轴承一起带到钟楼，想说明其中的区别。董事们没有看那两块铁。他们问，为什么别人都能留到夜里，偏偏只有他急着回家。
埃斯特班回答，因为事情已经做完了。
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难堪了很久。
董事长看了他一会儿，说自己当年也在河边干过活，知道真正愿意做事的人，总能找到下一件事情。
埃斯特班原先准备好的话，忽然都没有用了。
他想起钟楼的第一扇门，想起那个替他从泥里捡出钉子的人。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他把两块轴承一并带走，免得弄脏桌面。
从此，他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共同愿景的人。
与此同时，巴尔塔萨受到提拔。他从未修过闸门，却能把每次漏水写成河流正在积蓄新的力量。他笔下的工人总是面色红润，仓库永远接近丰收，所有损失都发生在通向更大收获的途中。
他的文章被装进金框，挂在食堂。
工人吃饭时常常望着那些文章，试图认出里面写的是哪一个地方。
安塞尔莫离开以前，巴尔塔萨让他把一生知道的石头都写在纸上。
他写了十九天，画了许多粗糙的图，还拿真正的石块压在相应的页角，免得后来的人认错。
交出去的那天，巴尔塔萨说，有了这份东西，以后年轻人也能做他的工作了。
安塞尔莫问，那自己做什么。
巴尔塔萨说，公司还在考虑。
公司考虑了很久。在此期间，安塞尔莫失去了库房的钥匙、领料的权限和参加工头会议的资格。他仍然每天到河边，却必须先向一个年轻人申请，才能拿走一把用了十几年的锤子。
那个年轻人不认识石头，但能记住每位董事喝茶时放几块糖。他很快有了自己的办公桌，桌上摆着安塞尔莫写的十九天。
安塞尔莫几次提醒他，某处的石基应该再往下挖。他都说，董事们已经充分考虑过了。
最后一次，他当着众人的面劝安塞尔莫，不要总拿过去的经验妨碍大家往前走。
安塞尔莫没有争。
几天后，他来工棚收拾东西。埃斯特班问，怎么忽然要走。
他说，上游有人找他砌一堵墙。
实际上，那堵墙是半个月以后才找到的。
他走的时候，几个人正坐在门口吃饭。大家把腿收回来，让出一条路，有人替他提了一下包，有人说路上小心。
没有人唱歌。
当晚，巴尔塔萨在报告里写，老石匠主动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生活。
镇上的沉默是慢慢形成的。
起初，只是有人走近时，饭桌上的话会突然停下。后来，人们说完一句话，总要想一想刚才有没有多说什么。再后来，连开口之前也要想。
曾经替同伴解释的人，发现自己的名字会跟着出现在调查记录里。曾经随口抱怨的人，第二天便被请到楼上，逐字说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大家逐渐只问盐在哪里，水开了没有，工具用完了能不能递过来。
厨娘不再用汤勺敲锅。
她发现，不管多晚开饭，工棚里都很安静。勺子碰到碗沿的声音，可以一直传到门口。
有一天，她从储物间里搬出一条开工时用过的木凳。凳子刚放到地上，里面忽然响起一阵笑声，接着有人唱起安塞尔莫总忘词的那首歌。
正在吃饭的人全都抬起头。
厨娘愣了一会儿，用抹布把凳面擦干净。笑声便停了。
第二天，那条木凳被送去劈柴。
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有些人开始在早晨失去声音。
最先失声的是测量员。他指出，运河出口比入口还高，按照眼下的图纸，水只能往镇里流。第二天，他张开嘴，一只很小的灰蛾飞了出来。
医生说这是潮湿引起的。
随后，仓库管理员、两名石匠和负责采购木料的寡妇，也患上了同样的病。他们都曾在会议上说过某件具体的事情：石灰掺了沙，木头里面有虫，仓库实际没有报告中那么满。
公司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条围巾，劝他们适应当地气候。
灰蛾越来越多，白天躲在文件柜里，夜里绕着钟楼的灯飞。巴尔塔萨写了一篇文章，称这些飞蛾证明圣赫罗尼莫已经拥有适宜珍贵生物繁衍的环境。
文章得了奖。
负责打扫的人却因此每天多干两个时辰。
正是在那些灰蛾几乎遮住钟面的时候，一份迟到的报纸，把铜鸟的消息带进了冬园。
报纸从海那边辗转而来，经过七个港口，纸上的战争已经结束，竞选者已经下葬，只有一篇关于铜鸟的文章仍然像刚发生的事情一样新鲜。
文章说，北方有一座城市，人们已经不必亲自做事。他们把要求写在纸上，塞进一种铜鸟的嘴里，鸟就会替他们记账、造桥、安排货船，并在主人熟睡的时候，把第二天的麻烦提前解决。
董事长是在吃早餐时读到这篇文章的。
他读了两遍，叫人把第三遍念给他听。当天中午，公司宣布，圣赫罗尼莫将在雨季结束以前，成为一座不再需要双手的城镇。
消息公布时，食堂的屋顶正在漏雨。负责放水桶的老人问，不需要双手以后，谁来倒水。
秘书记下了他的名字，认为他对新事物缺少必要的热情。
几天后，十二只铜鸟装在天鹅绒盒子里运到了镇上。
它们确实会说话。
把散乱的货单放进去，它们能很快排好次序；给它们一封写得不通顺的信，吐出来时便有了体面的称呼和漂亮的结尾。仓库里一个眼睛不好的老账房，靠着一只铜鸟，终于能在日落以前做完抄录。
他第一次早早回家时，妻子以为他被辞退了。
埃斯特班也去看过。他把一份难懂的外国零件说明交给鸟，鸟替他译出了大半。他因此认真擦净双手，摸了摸它温热的背，觉得母亲或许终于可以少热几次晚饭。
可是，董事们对这些事情没有多少兴趣。
他们需要知道，为什么第一座由铜鸟独自修建的水坝还没有落成。
铜鸟不能直接带到河边。
河边有水汽，工棚没有合适的供电线路，旧账本用的是上一任仓库管理员发明的符号，三把开仓库的钥匙又分别保管在三个互不说话的人手里。
鸟每到一个地方，都得有人替它擦干翅膀、解释账目、寻找钥匙，还要告诉它，报告里的河水与河床里的河水并不是同一回事。
它有时做得很好，有时把两艘名字相似的船认成一艘，也有时编出一座根本不存在的桥，连桥上卖鱼的女人有几颗牙都说得清清楚楚。
于是，公司安排最熟练的人在旁边照看它。
这些人白天做原来的工作，晚上教鸟理解白天的工作，第二天早晨再检查鸟在夜里做错了什么。
埃斯特班照看的那一只，很快就学会了所有工具的名字，却始终分不清仓库里究竟有没有这些工具。他让它照着旧图纸检查闸门，它指出了两处遗漏，也把河对岸的一间卧室算进了泄洪口。
他逐一纠正，又带着鸟去看实际的河岸。到了月底，闸门的图纸确实清楚了许多，他的睡眠却比从前更少。
董事们很不满意。
“既然有了鸟，”他们问，“为什么你们还这么忙？”
没人知道该怎样回答，才不会显得自己不配拥有翅膀。
最先被要求使用铜鸟的是测量室，接着是仓库、厨房和洗衣房。
厨娘原先凭手就能知道一袋米够多少人吃。后来，她必须先写下人数、饭量和锅的尺寸，交给鸟判断，再把鸟的判断抄进当天的用米记录。
有一回，鸟算错了，午饭少了两锅。
厨娘受到处分，因为她没有充分核查。
第二天，她照自己原先的办法煮够了饭，又受到处分，因为她没有充分使用。
此后，她每天煮饭以前，都先请鸟说一遍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。鸟说对了，她便在记录里写，铜鸟帮助厨房节约了一个时辰；鸟说错了，她就再问一次，直到那个时辰被节约出来。
这项办法很快在各部门推广。
巴尔塔萨负责汇总成效。他做了一张巨大的表格，把全镇节省的时间加在一起。到了月底，圣赫罗尼莫竟然比别处多出了十一天。
董事会为此举办了晚宴。
工人们没能参加。他们正在加班，填写那十一天是如何省下来的。
埃斯特班的母亲不知道这件事。她只觉得那个月格外漫长，灯油用了两瓶，儿子还是每天在汤凉透以后回家。
从那以后，凡是申请木料、螺钉、油漆或新水桶，都必须说明这件东西如何帮助铜鸟发挥作用。
埃斯特班申请一桶润滑油，被退回来两次。
第三次，他写道，润滑闸门可以减少铜鸟在理解摩擦问题时面临的阻碍。
油批下来了。
负责清扫广场的人很快学会，把扫帚称作铜鸟抵达地面的最后一根羽毛。医生申请绷带，则说那是为了确保照看铜鸟的人不会因失血中断工作。
董事长没有养过铜鸟。
公司为他送去的那一只，始终放在冬园壁橱里，盒子上的丝带都没有拆。他听说真正先进的铜鸟每过几周就会换一种新的翅膀，便认为，亲自学习使用眼下这一只，是一种缺乏远见的浪费。
但他比任何人都勤于阅读关于铜鸟的消息。
每天清晨，秘书替他挑出最令人不安的文章。东边的港口已经不用账房，西边的船厂正在裁撤木匠，某位从未去过海边的演说家宣布，不肯立即学会飞翔的人，只配留在泥里。
有些文章说，只需三个月。
另一些说，三个月已经太迟。
董事长因此常常在早餐尚未结束时，就把各部门的负责人召到冬园，询问他们为什么至今还站在地上。
他身后，玻璃柜里摆着关于铜鸟的奖杯、纪念盘和一本烫金的大书。
那只真正的铜鸟隔着壁橱，偶尔发出微弱的鸣叫。佣人以为是钟表，便替它上了几次并不存在的发条。
雨季结束时，铜鸟没有修好水坝。
董事们召集了一次为期六天的会议，要各部门说明自己为什么没能让鸟发挥应有的能力。
测量室说，图纸没有统一。
仓库说，材料不足。
工头说，几次关键的决定始终没有签字。
秘书把这些话整理成三条：测量室缺乏整理意识，仓库缺乏协调精神，施工部门过于依赖上级。
每个部门都领到了一份自己的问题，带回去反省。
埃斯特班的那一份有七页。他在最后一页发现，自己几个月前提出的修堤建议，被抄在“尚未兑现的承诺”下面。
会议的最后一天，巴尔塔萨带来一只铜鸟，让它替大家整理发言。董事长说了很久，鸟停在桌边，等他说完，便清清楚楚地回答：
“您说得对。”
董事长第一次亲耳听见它开口，十分高兴，认为公司终于有了一种真正理解自己意图的声音。
此后，照看铜鸟的工作被列入工时，检查铜鸟的工作被列入工时，说明铜鸟为什么没能节约工时，也被列入工时。
黄铜机器的抽屉很快装不下了。
公司为它添置了两只新的抽屉，巴尔塔萨把这件事写进当年的报告，作为铜鸟使工作规模空前增长的证据。
冬园里又举办了一场晚宴。灯光照得钟楼上的灰蛾像一片细雪。
埃斯特班没有去看。他回到工棚，把自己的铜鸟关好，摊开河堤的旧图纸。他仍然记得，最初买来那些鸟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早一点回家。
埃斯特班最后一次提出建议，是在一个没有风的星期二。
他画了七张图，算清了石料、人工和停水所需的天数。他甚至找好了愿意赊账的商人。只要董事签字，就能在下一个雨季之前加固河堤。
这一次，他让铜鸟替自己检查了数字，又亲手核算了一遍。在申请书的首页，他按规定写明，修补后的河堤将为铜鸟进一步参与水道管理提供必要条件。
董事们把图纸传了一圈，称赞他终于开始主动承担责任。
没有人签字。
三个月后，河堤塌了。
调查时，七张图纸被逐一摆在桌上。它们证明，埃斯特班早就知道河堤会塌。
他问，为什么当时没有批准修补。
秘书翻遍记录，找到了董事们一致称赞他的那一页。
铜鸟被放在桌子中央，替这场调查整理文字。它把每个人的话都写得十分通顺，连埃斯特班长久的沉默，也被归入了表示认可的一栏。
散会时，董事长叫住了他。
埃斯特班停在门口，以为他终于想起了什么。
董事长确实记得。他记得那个年轻木匠，记得两人怎样一同装好钟楼的门，也记得他母亲曾送来一锅热汤，让大家轮流喝。
“你从前不是这样的。”他说。
埃斯特班望着他放在桌上的手。虎口那道伤疤还在，像一根很久没有沾过水的旧缆绳。
他站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走了出去。
那天晚上，埃斯特班回到家，母亲已经睡了。锅里留着一碗汤，汤面结了一层薄皮。他坐在黑暗中，听见自己的喉咙里有翅膀轻轻碰撞。
他没有张嘴。
此后，公司不再让埃斯特班碰闸门。
他的工具被交给一个新来的木匠，自己则被安排到仓库后面的小屋里，每天说明那场决堤是怎样发生的。
小屋没有窗。他写完一份，便有人拿来新的问题。什么时候发现裂缝，为什么发现以后没有阻止涨水，既然知道需要石料，为什么没有让石料及时出现。
他把申请日期、图纸和未获批准的记录逐一抄上去。
那些内容第二天都会被划掉，因为公司需要的是他对自身问题的认识。
偶尔，接替他的年轻木匠会来问轴承怎么拆。他仍然耐心解释，用指甲在桌面上画出零件的方向。
年轻人修好之后，会上便只剩下年轻人的名字。
有一天，埃斯特班经过闸门，看见自己原先的工具箱上贴了一张新纸。他的名字被盖住了，纸上写着新木匠的名字，下面还有一行字：感谢公司给予充分信任。
他回到小屋，把最后一份说明折好，没有交。
巴尔塔萨问他，是否已经决定离开。
埃斯特班问，如果留下，明天可以去修什么。
巴尔塔萨说，首先需要调整态度。
埃斯特班于是交出了钥匙。
在离职的表格里，他的离开被归为个人原因。那一栏很窄，放不下别的字。
后来，镇上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。
工人不再独自搬动石头。他们要等三个人见证，证明石头原先确实放在那里。修一段栏杆，先拍下它坏着的模样；交出一把钥匙，要对方写明锁是否已经生锈。
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本厚厚的册子，记载自己没有决定过的事情。
这些册子越来越沉，人们走路都微微弯着腰。
铜鸟被用来誊写册子。它们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十分出色，能把一句简单的“我不知道”，扩写成六页找不出任何疏漏的说明。册子因此增长得更快了，公司不得不雇用专门的搬运工，把它们送往钟楼。
而那些旧图纸、修补方案和等待签字的申请，逐渐被压到了最下面。每当有人想把它们取出来，上面就会落下一阵灰蛾。
工棚里仍然坐着很多人。
有时，一个人在那里干了半年，还不知道旁边那个人有几个孩子。他们知道彼此几点到，几点走，昨天交了几份报告，却不知道谁的母亲病了，谁已经好几个晚上睡不着。
新来的人以为，这里从来就是这样。
冬园偶尔传出笑声，他们便停下手里的事，等笑声过去，再继续做。
能修船的人去了上游，会砌墙的人翻过山口。留下的位置很快被填满，工具也都重新登记了领用人，只是有些从前很容易解决的事情，开始需要开很长的会。
冬园依旧夜夜亮灯，钟楼依旧准时敲响，黄铜机器每天吞下足够的时辰。账面上，圣赫罗尼莫从未像那几年一样勤劳。
埃斯特班走的时候，没有带走那七张图。
他只拿了父亲留下的刨子和一件干净衬衫。母亲把晚饭包在布里，终于不必再替他反复加热。
很多年以后，一个外乡人来到镇上，问运河究竟通向哪里。
没人能回答。知道的人已经离开，留下的文件又太多，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才能查清。
外乡人住了三天，看见冬园里花开得很好，董事们仍在谈论远方的船。
临走前，他经过那扇埃斯特班修好的闸门。
闸门旁坐着一个年轻人。水早已干了，河床上长着一人高的野草。年轻人却还穿着制服，每隔一会儿，便把手伸进一部黄铜机器。
外乡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家。
年轻人看了看钟楼。
“还没有到时候。”